當「監控」變成一種愛的表現

By 王薇瑄 聲鮮時采科技營運長、科技媒體專欄作家

傍晚時分，台北捷運站的出入口總能聽見一種細微、清脆的電子感應聲。那不是進站的票卡音，而是從家長手機傳來的數位哨音：「孩子已離開學校」。隨著定位科技普及，掛在書包上的 AirTag 或手機裡的 Life360，已悄然成為台灣家庭裡一條剪不斷的「數位臍帶」。

家長們總帶著溫柔的憂慮說，這不是監視，而是為了安全；但在這條隱形的數位鎖鏈背後，我們或許正在無意間，拆掉孩子通往獨立人格的最後一座「秘密基地」。

回想我們這一代的童年，最珍貴的記憶往往發生在父母看不見的「三不管地帶」，可能是放學後多繞了一條遠路的冒險，或是與同學在公園角落分享的小秘密。

英國教育家亞歷山大·尼爾（A.S. Neill）曾指出，孩子需要空間體驗「沒有監護人的自由」。當孩子意識到自己處於百分之百的監控下，大腦中的「危險偵測器」便會生理性關閉，因為他們深信，若真有危險，雲端那頭的父母會像神一樣準時降臨。這種全知視角，讓孩子失去了練習「處理未知」的機會。

這種「被監控的窒息感」，我至今仍記憶猶新。雖然我童年時還沒有精準的定位工具，但我父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控制者，這讓我成了班上罕見早早擁有摺疊手機的小孩。然而，那支手機並非科技紅利，而是追查我人在哪裡、跟誰在一起、幾點回家的移動鎖鏈。每當鈴聲響起，我感受到的不是關心，而是被透視的焦慮。

這種極度的管控，並沒有如父親所願將我塑造成規矩的孩子，反而養成我逃避與父母溝通、習慣隱瞞的人格。長大後，我交男友不敢讓他知道；甚至瞞著他偷偷創業，整整五年他都對我的事業一無所知。

對當年的我而言，隱瞞不是為了作惡，而是為了在密不透風的父愛中，徒手挖出一個能呼吸、能做主的自由空間。100% 的監控有時不是愛，而可能是斷絕親子連結的起點，讓孩子在最需要支持時，選擇轉身逃離父母的視線。

臨床心理學家戴爾·麥高恩（Dale McGowan）在其著作中警示，長期的定位監控實際上在向孩子傳遞一個負面訊息：「這個世界極度危險，而且我不相信你有能力處理它。」這種不信任感會悄悄侵蝕兒少的自我效能感。當一個孩子在成年之前，所有的路徑與時間點都被數位記錄存檔時，他很難發展出真正的空間感與決策力。我們以為是在給予安全，實際上可能是在「剝奪」他們練習面對困難、判斷風險的心理韌性。

在台灣，社會環境的集體焦慮讓這種現象更為普遍。我們害怕萬分之一的意外，選擇用全天候監控換取心安。然而，這是一場不公平的交換。當監控被包裝成愛，殺傷力比傳統權威更難察覺。孩子不會大聲反抗，只會變得越來越「安靜」，在避開危險的同時，也避開了那些能讓人成長的生命轉角。

身為數位時代的引路人，我們該重新定義何謂「保護」。科技應是緊急時刻的救命索，而非日常生活的緊箍咒。嘗試在生活中進行「數位減法」，在週末給予孩子一段不被定位的自由時間，這份「留白」才是更具有信任的愛。真正的安全感，不來自於手機地圖上閃爍的藍色圓點，而來自於孩子內心深處那份「我知道我能行」的底氣。

下次當你想打開定位 App 時，或許可以忍住指尖的衝動，給予孩子一點「消失」的空間。在那段看不見的時間裡，他們正在建造屬於自己的、充滿勇氣的秘密基地。哪怕那裡充滿未知，那也是他們生命中，最真實且閃耀的冒險起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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